在一个正常国家, 具有该国国籍而不享有此权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此时，宣誓人内心的意思与表示的意思就不一致了。虚假宣誓是否具有宣誓效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借助民法的虚假表示原理来进行分析。

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而忽略宣誓显然也可以理解为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宣誓人在宣誓时是真实的宣誓，宣誓后因意愿改变而违反宣誓的情形大有可能。第（3）项规定：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至于什么是可以先行履职的 特殊情形，一般来说，应是非可归于任事者过错之事由，比如战争、自然灾害等。

由于虚假宣誓无法判断，因而不宜为法律所规定。从而，由于《宣誓解释》中依法的法并不存在，而致单一的法律违誓责任也实际上被落空。[67]参见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5)望行初字第00060号行政判决书。

本文将基于群案司法经验的归纳，对附带审查的进路做一全景式的梳理和检视，以期推动此项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程序合法的评价标准历来十分模糊，审查往往无从着手。即使行政行为违法，亦非被援用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所致第三，从回应立法、执法发展的视角，理论对公权力委托之内涵应适度地扩充，被委托主体范围应包括行政机关、组织、个人三种类型。

[22]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例如《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当事人在醉酒状态下，应当先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并进行人身安全检查，由2名以上交通民警或者1名交通民警带领2名以上交通协管员将当事人带至醒酒约束场所，约束至酒醒。

个人在获得公务员之身份的同时，也保留着公民的双重身份。也可能是主动的，如社会治理创新。[9] 可见，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7]但是，并非所有的个人都是广义的机关。

但是这之后行政实践中却出现了大量的非许可的审批、非许可的许可等非法定的行政行为。第二种理解的表述主要有：行政委托在我国行政法中具有特定的涵义，一般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将部分行政职权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行使，受托者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进行行政管理活动，并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的制度。[28]从其定义可以知晓，行政辅助人有三个特征：第一，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和指令工作。这一模型的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代理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因通常是委托人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

《国家赔偿法》在被委托主体的列举中加入了个人选项，肯定了公权力委托之被委托主体范围的立法延伸。[37] 现阶段我国行政辅助人的被委托事项，其辅助性同样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协助执法人员完成行政活动。

有学者分析，[30]近些年理论界对于行政委托内涵界定的差异源于观察者和批判者两个不同的视角，产生了扩充和限缩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一意义上说，机关就是履行特定职能的个人。

就行政委托与行政辅助的争议而言，在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往往没有授权与委托的区分，其专著、论文中所述委托行政、行政委托在内容上实际属于行政授权行为，台湾地区或德国的委托行政或公权力行政理论之下，被委托主体是具有独立执法资格的主体，具有公权力主体的地位，因而对不能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辅助人单独列举。公安机关和地方政府之所以对警察辅助力量情有独钟，反复清理整顿却又周而复始，主要还是因为辅助力量具有警力直接替代作用。国家垄断公权力原则否定非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因而，国家实际上因为自身拟制性的客观原因，需要通过委托公务员以完成管理国家的任务。行政审批的产生与改革似乎是行政委托发展的前进方向，即为避免公权力滥用或在行政风险和行政便宜的衡量之下，委托法定化并逐步削减似是高权行政不断成熟发展须践行的目标。其次，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情况下，是以国家的名义，代表国家履行法定职责，而非其个人行为。

[10]从行政委托制度的立法背景来看，它渊源于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代理机制。委托人通常需要代理服务，因为代理人具备所需的技能去完成这个任务。

[24]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因此，并不是所有实际上执行广义国家机关职能的人都有官员的地位。

行政辅助人需具备一定的资格资质，从事辅助性的委托事务。当然，并非所有的组织皆可成为被委托主体，基于公权力的特殊性，其执法主体需要一定的资格资质。

也就是说，辅警作为个人突破了理论对被委托主体的限制，且这些被委托的非行政编制内的执法人员行使职权之合法性也渐渐被国家法律规范所认可。是故，本文赞同观察者之视角，认为行政委托理论应适时地回应立法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公权力委托中被委托主体范围的转变，不断包容性地完善其内涵。所需检验费用按照国务院规定列支，不得向被检验人收取。如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行政主体可以将自己享有的部分或全部行政职权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原行政主体承担，即为行政委托。

最后，由于辅警或者政府其他雇员，实际上都是行政机关委托其代理某种活动或者行为的人，因而其与公务员一样，均以国家行政机关的名义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哪怕是辅助性活动)，相应的法律后果当然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负担，即以相应的国家行政机关为责任主体，承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裁决、判决的法律后果。有权收受来自国家财政的工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讨论当务之急的辅警等人员的法律属性，将其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委托关系的同时，还对公务员与国家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一并予以界定，归结为委托关系，是为了从宏观角度说明两者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在性质上都是委托关系，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终身制委托，一个是附期限的阶段性委托，这样对比的定性更能清晰表现出这种定性的合理性。在这一关系中，国家是委托主体，公务员是被委托主体，公务员基于国家对公权力的委托完成高权行政，基于私权力的委托而完成国库行政。

如《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在现代国家，这样承担国家职能的个人中，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公务员。

而若对应通常意义上的委托代理行为，行政法上之表述应为行政委托。德国法上所述行政辅助人是指在行政机关执行特定行政任务给予协助的人。从我国现有的公权力委托理论而言，公务员的个人主体特征并不符合被委托主体的界定范围。[24]两种观点中，后者更被广为接受。

其二，从事非决定行为的准备性、执行性活动。1993年《公安部关于加强治安联防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原则上不再组织治安联防队，并积极探索新形式下开展治安联防工作的新路子，这之后，辅警制度逐渐地建立起来。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进入专题： 行政职务关系 行政委托 公权力委托 。

以实践为例，针对近些年社会一直热议的交通协管员是否有权张贴罚单的问题，作为行政辅助人，交通协管员在执法过程中可从事收集证据、违法告知等事实行为帮助交警完成违法事实的判断，但最终处罚决定的作出则是交警的法定职责，不可委托。然而，近些年无论立法还是实践对于这一理论早已有所突破，如辅警等行政编制外人员与行政机关间，同样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